多地公布2023民生清单 这些事被重点关注！******
中新网北京2月2日电(记者 袁秀月)2023年，各地政府要重点办哪些民生实事？随着2023年省级两会落下帷幕，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民生实事清单受到外界关注与讨论。
最近，多地还陆续出台相关文件，推动重要民生实事项目落实落地。其中，养老服务、婴幼儿托育、生育支持政策、就业等成为高频词。
资料图：江苏无锡，一家养老机构内欢声笑语。周贤览 摄多地推进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大量增加养老床位
“一老一小”关乎千家万户，观察各地公布的民生实事清单可以看到，养老服务、婴幼儿托育、教育助学等关乎老人和孩子的话题占据相当篇幅。
在养老服务方面，多地都给出了具体的目标数字。比如，河南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完成6万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内蒙古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新建乡镇养老服务中心和村级养老服务站2350个，对200所农村互助养老幸福院服务功能进行拓展提升。
江西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则提到，新增家庭养老床位1.3万张。吉林的50项民生实事中包括，建设100个综合嵌入式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和100个社区老年食堂。而浙江的民生实事清单中提到，新增认知障碍照护专区床位8000张、持证养老护理员6000人。
记者注意到，多地的措施都集中在社区养老、居家养老方面，从加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到建设养老床位、社区老年食堂，再到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大多通过推进硬件设施建设，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也有部分地区着重“软件”，如提升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素质、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构建城市居家社区“15分钟养老服务圈”等。
资料图：社区“宝宝屋”里，专业育儿师带着孩子做游戏。江宁路街道供图多地增加托位、学位 最高达10万个
在减轻生育、养育和教育负担方面，多地都提出要增加托育机构、婴幼儿托位、学位等。
如《河北省2023年民生工程实施方案》提到，创建标准化示范性托育机构300家。山西的民生实事清单中提到，每个县建设1所80—150个托位的示范性公办综合托育机构。
河南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新增公办幼儿园学位10万个。“湖北省2023年10大民生项目清单”中提到，新增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4万个，新增公办幼儿园学位1.5万个。宁夏提出，每千人托位数达到2.4个。《北京市2023年办好重要民生实事项目分工方案》中则提到，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2-3岁幼儿，新增托位6000个。
多地还提出，要优化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其中，四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发展集中管理运营的社区托育服务。宁夏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完善三孩生育配套措施，试行宁夏户籍生育二孩及以上家庭发放育儿补贴金制度。天津的20项民心工程中提到，实施积极生育保险政策，统筹提高生育保障待遇，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并享受待遇。
在义务教育方面，多地都提出要新建、改扩建义务教育学校，增加学位。如福建《二○二三年省委和省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中提到，新增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学位5万个。浙江的民生实事清单中提到，新改扩建公办中小学校100所，新增学位8万个。
《北京市2023年办好重要民生实事项目分工方案》中提到，新增中小学学位2万个，扩大教师交流轮岗比例，持续开展小学暑期托管服务。
1月31日，求职者在江苏省零工市场大厅内的企业招聘台前咨询。 中新社记者 泱波 摄“确保每个家庭至少有一人稳定就业”
2023届全国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1158万人，同比增加82万人。稳就业保就业至关重要，多地的民生实事清单中，都提到落实就业优先政策，“把促进青年人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如河北提出了“全省城镇新增就业86万人”的目标任务，上海提出了“新增就业岗位55万个以上”的目标任务，等等。
针对高校毕业生，多地还出台相关措施，如鼓励基层就业、返乡创业等。甘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支持1万名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
湖北提出，扶持大学生创业项目600个以上，新增高校毕业生留鄂来鄂就业创业40万人以上，新增返乡创业5万人以上。
宁夏提出，对毕业两年内初次创业学生给予创业补助，支持城市灵活就业人员从事电商、快递、送餐、家政等行业，新增创业担保贷款10亿元以上，培育创业实体9000个。
对于就业困难人员，多地的民生实事清单也有提及。如宁夏提出，开发城乡公益性岗位9000个，“确保每个家庭至少有一人稳定就业”。
辽宁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帮扶，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严防规模性失业风险。山西则提出，推动公益性零工市场县县全覆盖，让零工等活不再“站马路”。(完)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大发彩票地图 |
